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迎来了2013级新生，在这批新生中，有两位特殊学生———一对母子。母亲仇淑彦44岁，是朝阳区双井一家物业公司的保洁员。儿子白智凯20岁，在同一物业公司负责电子中控设备的监控。母亲考取了人力资源专业，儿子考取了金融管理与实务专业。记者分别跟随他们上了大学里的第一堂课，探究这对母子的求学历程。

　　第一堂课

　　2月26日，下午5时45分，在东城区职业大学的205教室里，白智凯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等待上课。端端正正放在书桌里的是一个深褐色的公文包，那是他向父亲“借”来的。

　　授课老师走进教室，跟同学们打了声招呼：“Hello，everyone”。白智凯张了张嘴，想回一句“Hel?鄄lo”，却没好意思发出声。老师发给每名同学一份试题，要求学生分组讨论，并将答案写在试卷上。试卷一共有6句话，要求翻译成中文，而第一句里就有3个单词他不认识。他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在试卷上把不认识的单词划下来，而是将它们抄到了笔记本上，然后才把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试卷上。

　　3月3日，上午8时30分，仇淑彦早早到了2楼的机房，也选了个前排的位置坐下。此刻教室只有三四个学生。这节课是计算机基础，需要上机操作，这对于很少用电脑的仇淑彦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。她对着面前的电脑左看看，右看看。“这和我家的电脑不一样。”仇淑彦一边小声说着，一边把放在主机箱上的手缩了回去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还是等老师来了再说吧，别把电脑弄坏了。”

　　老师每讲完一个知识点，就留几分钟让大家动手操作。仇淑彦有些慌，常常犯错误，一会儿找不到电脑里的计算器在哪儿，一会儿又搞不清怎样在几个打开的窗口中转换，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新的用户账号，并成功地设定了密码，但刚一锁屏后就把密码给忘了。

　　这是母子俩面对久别了的校园的第一堂课，他们显得有些局促，像捧着一个易碎的梦。这份小心里透着对知识的虔诚，这份虔诚让他们在上课铃响的那一刻就不自觉地坐直了身板，听课的过程中身体多次往前倾，生怕漏听了什么。尽管授课老师时常说：“这个知识点大家只要了解就可以了，不用记”，母子俩还是会快速把它们逐条记在笔记本上。“能多学就多学点儿。”这是母子俩共同的心声。

　　第一顿大餐

　　能这样坐在大学的教室里，母子俩觉得像做梦一样。

　　白智凯清楚地记得领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为了庆祝家里一下出了两个大学生，父亲拉着全家去了菜市场，说要全家人一起吃顿“大餐”。三口人在菜市场里转了一圈，买了一斤羊肉片、一斤牛肉片、一颗生菜、一把茼蒿……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涮锅。在白智凯的记忆中，这是一家人来北京后吃得最好的一顿饭。

　　一家三口原本生活在山西运城市闻喜县的一个小乡村。从卫校毕业的仇淑彦当时的心愿是能在村里开个小药店，一家人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直到2000年的一天，刚上小学的白智凯被查出患有一种先天性疾病。为了给儿子攒钱看病，仇淑彦和丈夫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，来到北京一边打工一边为儿子四处寻医。夫妻俩的第一份工作是饭店服务员，俩人一个月的工资才900块钱。

　　2008年，夫妻俩攒够了20万元，再加上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8万元，终于可以给孩子做手术了。这时，白智凯14岁，已经到了上初中的年纪，因为父母不在身边，年迈的奶奶顾不了孩子的学习，小学6年被耽误了。儿子的手术结束后，为了不让孩子的学业继续荒废下去，夫妻俩决定把儿子留在身边，送进了一所中专继续读书。

　　由于文化水平有限，加上还背着8万多元的债，夫妻俩依然顾不上儿子的学习，儿子落下的功课越来越多。到了2011年，家里的债务终于还清了，此时白智凯也中专毕业了。他跟着母亲进了同一家物业公司，负责电子中控设备的监控工作，每天就是待在几平米的小房间里，盯着监控显示器，没有固定休息日，经常要三班倒，工作枯燥又辛苦。懂事的白智凯从来不在母亲面前抱怨，母亲却在一旁暗暗心疼：“他要经常上夜班，身体还整天被机器辐射。如果他能有一份更好的工作该多好。”母亲开始有了这个愿望，可智凯只有中专文凭，想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哪有那么容易？

　　一个新起点

　　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仇淑彦从同事那里听说了成人高考[微博]，而自己工作的美术馆里恰好有3个人正在上成校。仇淑彦从这些朝夕相处的同事身上看到了变化，她的心里有了一丝希望。“成考怎么报名？上课学的东西有用吗？”那段时间，仇淑彦只要一碰到这3个人就追着询问。为了加深对成校的了解，仇淑彦还分别跟着3人去听了几节课。几经比较，仇淑彦选择了东城区职业大学。

　　2012年8月20日，仇淑彦和丈夫陪着儿子来报名。儿子办完报名手续后，仇淑彦突然问：“我可以报名吗？”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。仇淑彦一看大家惊讶的表情，脸红了，声音更小了：“我想和儿子一起参加成人考试，可以吗？”“当然可以，没有年龄限制，只要想学，就能报名！”招生办的老师鼓励她。站在身边的丈夫先是一愣，随即大声说：“报吧，报吧。你们母子一起报。我支持你们！”

　　来北京的十余年，仇淑彦工作非常努力，现在是公司保洁队的主管，负责算工资。“简单的计算方法我还能应付，可再复杂一些，加上绩效、出勤比率之类的，我就有点费劲了。”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让仇淑彦意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。

　　可自己丢下课本已二十多年了，现在想重新拾起来能行吗？尽管报了名，仇淑彦心里却一点底儿都没有。再加上她每天很早就要起床打扫楼道卫生，工作强度不小，一天下来腰酸背痛，不用说学习，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。在备考的日子里，仇淑彦每天回到租住的地下室，看到儿子在台灯下备考，也不由得坚持看书做题。她想：“既然报名了，就要拼一下。”不过，那些久违的数学题、英文字母也曾让仇淑彦动过放弃的念头。每当有这种念头的时候，丈夫就会用自己自学拿下了电工证、锅炉工证、空调制冷维修证的经历鼓励她。

　　母子俩说，上成校只是一个新的起点，毕业后他们还有各自的计划。仇淑彦打算再去考人力资源师资格证书，将来自己开公司，从事劳务输出。白智凯计划两年半后升本科，希望本科毕业后能进一家金融机构做理财顾问。尽管母子俩一年近6000元的学费对这个家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，但他们表示：“一定会坚持读下去，不落下一节课。”北京考试报记者 许 卉